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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浏览次数: 日期:2014-02-21

          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多有评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开展过较深入的讨论,但分歧较多。本文通过对复杂历史的梳理,试图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再解析。

          一、二十世纪中后期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

          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引发的殖民掠夺、资本输出、军事扩张的出现,世界上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民族国家陆续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要思考如何更快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从历史发展的国际眼光来看,此前工业化道路较有成就的国家大体有三条发展道路:一是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从发展轻工业起步,逐步提高资本等要素积累,在资金等要素提升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同时,不同程度的进行殖民掠夺和对外投资;二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的力量,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资金,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道路,通过对经济实行国家的高度计划,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20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17世纪至19世纪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掠夺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靠武力掠夺的时代都已经过去。战后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提供了很多贷款,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可望而不可及。事实上,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剔除殖民掠夺),即遵从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再转向发展重工业,逐步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二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发展模式即为了在短时间里赶上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国防力量以抵御军事威胁和侵略,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即赶超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强烈的赶超愿望,使激进主义经济发展观占有重要位置,而发达国家的凯恩斯政府干预思想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市场,在这些共同原因的相互作用下,不仅是苏联和东欧、中国等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都通过发展战略的选择、宏观政策环境的推行、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建立,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些国家都或先或迟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即经济赶超的战略;同时,为服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赶超战略,都逐步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

          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经过多年的积累,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少数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成为亮点,被誉为东亚奇迹。学术界对东亚奇迹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林毅夫认为,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的“四小龙”的成功和推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轨,很容易使人看不到发展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而将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归结为社会制度的选择。然而,这种不对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差异作细致的经济学分析,简单地将发展差异抽象为社会制度差异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如果“四小龙”的成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为什么许多其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能成就新兴工业化经济?第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注定踯躅不前,为什么最近20多年的中国经济能够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并在沿海地区创造出比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时期更出色的经济奇迹?第三,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症结是社会制度问题,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制以后依然处在重重危难之中?

          林毅夫在考察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时发现,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没有取得成功。不仅苏联和东欧、中国等一些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选择赶超战略没有获得成功,而且一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赶超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获得成功,没有实现其赶超的愿望。例如,位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等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人均收入在19世纪末与德国相差无几,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目前仍处在经济上困难重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的不发达状态之中。在亚洲,20世纪60年代曾被认为是仅次于日本的菲律宾,现在经济也处于混乱、停滞的状态。林毅夫强调的观点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这种在经济发展上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更值得重视呢?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和劳动力的过剩以及技术的落后。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受压抑产业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不了资本积累。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如金融支持、市场管制、贸易壁垒)才得以生存,因此,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竞争能力和自生能力的。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矛盾并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引,相当大规模的人口长久处于贫困之中的状况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依赖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地孤立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①

          如何实现工业化,即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途径,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更多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考虑,即通过确立一种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混合经济制度,推进工业的发展;还没有也不大可能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层面考虑。至少,从现有的文献看不出来,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发展战略的。这有些耐人寻味,一个以苏共为样板建立的政党,虽然确立的终极社会目标相同,但对革命之后社会制度的设计,对工业化路径的选择,似乎看不大出苏联革命的影响,倒是多少可以发现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工业化经验的影子。比如保护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通过不同经济成分的竞争,推动生产条件的改进和生活的改善,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积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尤其如此。事情也许存在这样一个逻辑,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是如此:只要借鉴欧洲一般工业化经验,就必然选择“新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只要效仿苏联的工业化经验,就必然导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轨道。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打好基础,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将来通过和平竞争和赎买的方式逐步进入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讲,按照后发国家的要素禀赋实际,需要有个发展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的长短主要应当取决于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实际。应当说,这个体制类似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符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情,体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则。在不考虑国际环境和政治经济力量变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假设天下太平,如果按照这个设计来发展经济,对逐步提升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改善城乡关系无疑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

          但事实上,动态的实践需求远比复杂的理论模型更符合决策者的偏好,也更被看重。导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选择比较优势的战略,而是选择确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导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因素很多,但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朝鲜战争爆发及其由此带来的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使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国际地位倍感忧虑,很难按照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和路径(比较优势)去实践;二是重工业强大的苏联给予全面的援助,在短期内使要素短缺的中国提升了要素禀赋结构,有可能模仿苏联的模式发展前行,以求避免国家安全危机,以求提升国际地位。但只要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无论怎样的社会制度,要素短缺的国家都容易内生出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也不例外。而中国实际过渡和三大改造之所以都提前进行和基本完成,主要原因也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内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显然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问题,而是更加复杂多元的价值评估后的取舍;虽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回应了当时中国军事和国防的特殊需求和决策者的政治和经济偏好,而作为人口和地域大国的中国与人口少和面积小的小国相比自然有其特殊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经济上的后发优势,有些回旋余地,也可以说是相对合理的和比较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在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的状况下,中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由此加速过渡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最可能和最实际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又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当时的确是很难全面认识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体验和总结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历史局限性而否定它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因其历史作用而否定它的历史局限性。

          ①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林毅夫、蔡?、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林毅夫:《论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多年来倡导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引起不同争论。2006年初他提出这个选题,希望我结合历史学和经济学来深入研究。我赞同林老师的整体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但对此问题更注重从当时中国面临的约束条件去分析。我感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还需要继续思考。本文先做为阶段性的讨论发表,供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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